沈阳市

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法律只有先行公布，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人们才可以根据法律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或者评价他人的行为。

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82]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但是，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备，更不意味着法律体系的质量完美和切实管用。[3]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第3版。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在内。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10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4年第21期，第19页。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生产合作关系，是一种为互利双方而交换服务的自愿安排。

比如我们要制定证券法，翻译德国、英国的，抄过来，就完全解决问题了。这也为新进路的潜在发展奠定了基调。20世纪60年代他写了《法律的概念》后，英美法理学一直就是他的天下。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理论之法较之传统的法律分析和研究方法，具有更大的优势。

福柯、哈贝马斯、佩雷尔曼、图尔敏及阿里克西等人在上世纪和最近的论述则把这一观点摆到了法学舞台上最抢眼的位置。更重要的事，其理论化程度不高。

当代法学的研究几乎完全是由北半球主导的，而南半球则基本上是处于接受的状态。而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和话语理论则为它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社会法理学才脱颖而出。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的是关于一门专门从事社会研究的学科的建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辩论和主要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就会发现如何区分、界定社会学的努力实际上占去了大多数作家的大量时间，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区别、社会学和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的区别等等。

关于人的这种对社会环境的能力，昂格尔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具有维持环境（Context-Preserving）的能力，也同时具有打破环境（context-breaking）或改善环境（context-reforming）的能力。第一种社会理论注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事实、客观存在或社会结构，称之为社会环境主义。全球化使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命题进一步明晰化。特殊法理学是对某一个法律制度进行说明和研究的一种法理学。

亚里士多德早就阐述过法律是一种话语的观点。这个比喻指出了构成社会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与其存在的场所。

这个观点引起了价值中心主义者及激进的学者们的猛烈批判。而出现这中带头人的前景似乎也不太鼓舞人心。

自然法学注重价值，实证主义法学注重规则，社会法学注重事实。法的话语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既非法律规则，亦非法律案例，而是法的论证过程。（二）普遍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从法律的角度看，采取普遍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门既属于社会学又属于法学的学问与社会理论之法的关系最为亲近。这些理论虽然大都宣传找到了社会研究的真谛，社会理论的对象以及正确的理论方法，但他们都毫无例外的具有局部的特点，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理论的浪潮此起彼伏，流派众多，将他们连贯起来的是一种批判的惯性，这种批判的惯性发展了社会理论，增进了我们对社会的知识，一种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是以批判就理论为前提的，这样似乎才能为新理论提供合法性。第四种理论把目光放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上，注重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代表作家为马克思和伍尔德（Lester Frank Ward）。

在这一视角下，包括立法与司法活动在内的法律关系被理解为一种交谈、对话和沟通过程，而不是关注诸如强加和接受、命令和服从等权力关系的传统模式。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全球化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经济或商业运动，更重要的在于它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一种裂变，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方式。

比如青铜器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影响，11世纪西方教皇革命对中古西方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20世纪初叶共产主义革命对世界社会环境的重塑，都是显赫的例子。然而，个人解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当代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观念和规范，而不是对社会事实所作的经验性的研究。与之相关联的法律现实主义是否配得上称为学派，可存疑。

这两个主题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成为人类近代史发展的动力。再次社会理论对方法论非常入迷，埃米尔·涂尔干醉心于研究规则，马克斯·韦伯感兴趣分析的理想模式，塔尔科特·帕森斯则极强调分类。存在着一种发出者所追求的意义和接受者所阐释的意义。而法律与社会研究的范围之广，也是令人难以琢磨透的。

点-线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看问题时，从某一点出发，顺着一条直线往下走。那么，在现代、后现代之交、全球化、后全球化并存的今天，社会理论（宏观的、中层的或具体的）则很有可能承担起同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绝大多数研究社会理论与法的著作都集中在第一方面。这也从侧面为社会理论之法的研究巩固了阵地，也使法学研究者在规则和案例及程序这一系列干涸的沙漠中看到了绿洲。

威廉·推宁（William Twining）在批判西方法学研究的弊端时所指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也是普遍存在于非西方国家法学界的。全球化虽然已处于退潮时期，但它有意无意间带来的结果却很值得令人深思。

实用主义自诞生以来对法律界有过两次冲击[6]同样的立场在美国表现为批判法律形式化特征的法律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法学，其提倡一种经验指向和以法律为工具的观念。在近代物理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就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即将电磁场的属性归结为四个微分方程。因此，法庭诉讼上因果关系的证明本身也是具有盖然性的。

[34]同时，结合前面的竞拍模型，德沃金举出了购买失明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源与风险的分配安排：如果有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一部分初始资源购买这种保险，而另一个人没有这样选择，或者，如果这个人买的保险金额大于那个人，这种差别反映着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或内容的相对价值的不同看法。最终，如果完全不知道哪一事物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那就是（5）无知。

税率是高是低，税种针对哪类对象，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分配，当然也是负担分配。被马克思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法律家的培根曾以归纳法为基础，推动普通法走向了系统化的道路，他强调法律是不能任意使用的，法官的职责乃是宣告和解释法律，而不是制订法律。

[11]不言而喻，法律不可能完全像近代科学那样，对诉讼上的因果关系做精准的证明。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主流法学的代表人物庞德则提供了社会学的法理学以及作为社会控制的系统工程的法学观。